等到方从哲率领着各部尚书来到乾清宫前时，太医们已经垂头丧气地从殿内走出来，乾清官里六宫女眷‘们哭作一团一皇帝在九月初一丑时二刻殡天了。

　　本来已经复康了的皇帝，服了一粒并非御医进呈的红丸，在夜里猝然死去，这可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。方从哲此刻更为紧张，他已预料到明天早晨就会有无数指劾他的奏本飞进来，弄不好很可能被扣上一顶“弑君”的帽子。所以虽然他表面上还保持着镇静，但心中却在暗暗地思索着为自己解脱的对策。按明朝的旧例，皇帝驾崩，他的遗诏需由内阁首辅代拟，方从哲想来想去，觉得只有利用拟遗诏的机会，申明服用红丸是皇帝自己的意见，把责任一股脑推到大行皇帝身上才算上策。主意已定，他的神情也安定了下来，以宰相的风度调理后事，居然使一切有条不紊，当夜就安排好了举哀的全部程序。

　　果不出方从哲所料，皇帝的暴卒引起了整个朝廷的注意。要追查皇帝死因的奏折两天之内就达数百件。其中有的奏本已经公开指出，给皇帝服泻药的内侍崔文升，最初曾在郑贵妃属下任职，后来才由郑贵妃转荐给朱常洛。崔文升竟敢用泻药摧残先皇，其背后必有人指使。这使方从哲感到吃惊，因为他明白自己与郑贵妃也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。如果有人说红丸是由自己引进的，再把它和崔文升联在一起，很自然地会形成一个育计划的弑君阴谋。朝议一起来就很难平息，自己将成为众矢之的。虽然对这些他已有预料，但绝没有想到，事态会发展得这么快。好在他在皇帝殡天那天起就已想好了对策，他满有把握地认为，群臣现在纷纷上本，是由于不了解真相。如今只要把皇帝的遗诏发下去，群情自可平息。于是方从哲迫不及待地征得了阁臣的同意，颁布了由他亲笔起草的遗诏。遗诏中以大行皇帝的口吻百般夸奖李可灼，并诏赐银币。方从哲以为这对堵住各言官的嘴可能会起极大作用。但他绝不会想到自己走了一招最愚蠢的棋。遗诏一下，群情鼎沸，朝臣们都知道遗诏出自首辅之手，无形更把方从哲与进红丸紧密地联在一起了。大家把遗诏当成了方从哲的“此地无银三百两”，许多言官直言不讳地把方从哲也列入弑君的行列，请求惩办崔文升，李可灼，并严查幕后主使的声浪愈演愈烈，到这个地步，方从哲也感到有点招架不住了。

　　在天启初年的内阁中，辅臣韩算是威望最高的了。“红丸案”发生以后，尽管群臣纷纷上疏追问，韩却始终一言不发。这令方从哲十分恼火。十月四日，在内阁里议处政事，方从哲问韩：“李可灼进红丸从始至终你都清楚，为什么不出来说上两句公道话？”谁知韩只是微微一笑，根本没有回答。方从哲真不知这位辅臣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其实韩一直在注视着群臣的动态，他对方从哲的无过受责也寄予很大同情，但是他看问题要比方从哲远得多。依他的主意，对群臣要求查清红丸案、追惩幕后人的奏折，本就应采取听之任之不加可否的态度，这样很可能喊一阵就自然的息声敛气了。方从哲过早地跳出来，又是颁遗诏，又是命人申辩，实际上是自己给自己套锁链。如今方从哲成了众矢之的，而自己也是陪同进药的阁臣之一，群臣攻击方从哲，未必对自己就没有猜疑，如果在这个节骨眼—上站出来为方从哲辩护，其结局将会和他一样陷入被动局面，那么要澄清此案就比登天还难了。韩的这番苦心，方从哲怎么会知道呢？

　　十月中旬，追查“红丸案”的呼声达到了最高潮，礼部尚书孙慎行和左都御史邹元标上了两道令人瞩目的奏疏，孙慎行指出：“从哲纵无弑君之心，却有弑君之罪。欲辞弑之名，难免弑之实。”邹元标则厉声切责：“首辅方从哲不伸讨贼之义，反行赏奸之典，即谓其无心，何以自解于世。”这孙慎行和邹元标都是朝巾最孚众望的大臣，素以忠正耿介著称。尤其是邹元标，当年曾因反对权倾一时的首辅张居正受过很重的杖刑，被时人誉为“五直臣”之一，声震朝野。他们的奏折给追查“红丸案”元凶定丁基调，方从哲纵有一万张嘴也难以辩驳了。捧着这两道奏本，方从哲双手不断颤抖，他回顾这几天为平息众怒所做的努力，感到自己并没有走错棋，比如在会见群臣时，他曾严正地指出：“崔文升、李可灼进药，均系先皇所请，如说内中有阴谋，首先要使先帝蒙受一个不得寿终的名声，凡属臣了，于心何忍？”这本是一个理直气壮的回击，足以使那些气势汹汹的言官望而却步。谁知这个回击非但没有奏效，反而如同火上浇油，使追查的声势形成了一股狂流。先前弹劾他的还只是些言官，现在连不少大臣也挺身而出了，先前的奏本还只是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，以隐指为主，现在干脆指名点姓地骂起来了。更有甚者，有的奏本还翻起了老账，把方从哲依附郑贵妃的丑事都抖露出来了，最后终于导致了孙慎行、邹元标的奏本……秋风起了，宫院中落叶满径，寒气从门缝、窗缝中钻进来，使人遍体生凉。方从哲此刻连心里都是凉的，他感到再也无力抵挡这些严厉的切责了，想不到居官一世处处仔细，苦心钻营，竟落了个“弑君”的罪名。事到如今要想保全身家性命，只有一条路，那就是上疏请求归隐。方从哲思来想去，终于选定了这个退身之计。他写了一道很长的奏本，一面仔细为自己辩解，一面十分诚恳地提出了退隐的要求。

　　方从哲奏本递上去不到十天，天启皇帝的批准谕旨就下来了。十一月初，这位执政八年之久的老臣，在萧瑟的秋风中，凄然地离开了京城。卢沟桥的长亭前，芦荻萧萧，落日斜映，断鸿声声，一派肃杀景象。方从哲举起酒杯，对前来送行的几位幕僚发泄了一番感叹。一阵寒风卷来，他那花白的胡须在风中飘洒，越显凄然，以至送行的幕僚都落下了伤心的眼泪。方从哲走了，在荒草侵径的小路上，在乱云与荒草接壤的天尽头，在落叶飘零的秋风中，孤独地走着一个被从统治集团中倾轧出来的失败者，但是悲剧并没有到此结束……就在方从哲离京后不久，又一批严查红丸案内幕的奏折送到天启皇帝的案头。这位十六岁的少年皇帝一生也算是充满坎坷了，还在幼年时节，自己的生母就因被人殴打而病死，而父亲一直得不到万历皇祖的信任，几次差点被废掉皇太子的称号。好容易登上了皇帝的宝座，却又大病缠身，如今又突然不明不白地死去，这使他心中蕴蓄着一股报仇的情感。方从哲恰好成了他发泄仇恨的对象。所以当方从哲乞归的奏本上来后，他一点也不留恋地准了本，而现在群臣并没有因为方从哲的被贬而停止对他的攻讦，就更使天启帝觉得方从哲逃不脱弑君的罪名了。但碍于从哲乃是三世老臣，一时不好给予过重的处置，所以天启将这些奏书都留中不发，以观动静。这天上午，天启皇帝正在群臣的奏折中寻找指控方从哲的本子，却忽视发现一个非常熟悉的字体，仔细看来，却是方从哲从致仕的老家发来的。奏疏写得很恳切，疏中说：“离京后无时不注目朝廷，知道群臣还在先皇考殡天事上纠缠不休，自己年老愚昧，未能阻止庸官进药，罪不容诛。为表示谢罪，愿乞削去官阶，以老髦之身远流边疆，以平朝臣之怨。”看罢奏折天启又有点同情起这位老臣来了，就把原疏发内阁度议。他没有想到，这正是远在江南的方从哲希望他做的。

　　在处理红丸案的过程中，方从哲是走一步错一步，只有这最后一道奏疏算是走对了。他上这道奏疏的目的一是以恳切的言词，严厉的自责来平息公愤，二是希望唤起一些朝臣的同情，能站出来替他说上几句话。结果两个目的都达到了。群臣在议论方从哲的奏折时，已有人为他鸣不平。不久，刑部尚书黄克缵、给事中汪庆百、御史王志道等纷纷上书，要求立即刹住追查大行皇帝暴卒之谜的舆论。他们的主要理由就是如果纠缠下去，朝廷不宁，且陷先帝以非善终之地，与皇家名声也不好听。这样的理由如果从方从哲嘴里说出，就能引起众怒，而从其他官员嘴里说出，就显得有些道理。但天启认为这种辩解并没有搞清红丸案的真相，一时难以决断。这时，一直缄默无言的阁臣韩终于站出来说话了。韩以一个亲历者的资格出现，把当时他目睹的一切事实都详细地说清楚了。特别是方从哲当时进退维谷、左右为难的情景，被描绘得十分具体。最后，韩才提出“红丸”一案，纠缠了一年多，但真正置先皇于死地的崔文升和李可灼到现在也没有处置，这两个人虽然乱用药物，但也确实是奉旨进药，可以适当惩处，红丸一案则不宜继续深究。

　　韩在万历年间就是个有名的老成之臣，居官十余年处事公正，并绝不趋炎附势，很受群臣尊仰，而且他和刘一憬都是在进红丸的前几天才入阁的，与原内阁中的党派之争没有关联，入阁后又一直陪伴方从哲料理进红丸之事，说出的话是可信的。所以他的奏折报上后，很快地使一场风波平息了下来。不久天启皇帝圣旨颁下，“将李可灼削官流戌边疆，崔文升逐出北京，发往南京安置。”一场轩然大波，到此总算结束。但是朱常洛为什么在一夜之间猝然暴死？李可灼所献的红丸究竟是什么东西？却一直是个谜。三百余年来，尽管史学家见仁见智，设想了种种答案，但没有一种能令人信服，因此红丸一案成了千古之谜，而围绕着一代皇帝猝死所发生的一场宫廷政治斗争，却深刻地揭示了明朝末年上自后妃、诸王，下至宦官、外戚、阁臣、九卿、言官、外吏之间激烈的门户之争。透过它，我们终于看到封建社会晚期的种种陋政和积弊，所以直到如今还有人把发生在明末的“梃击案”、“红丸案”、“移宫案”列为理清明代政治斗争脉络的钥匙呢！

奇案七 康熙江南科场案

　　南京秦淮河北岸，系六朝繁华之地。沿贡院街东行，就会看到两组古建筑——夫子庙和贡院。这夫子庙始建于北宋景祛元年（1034），贡院则是明清两代试举的场所。人们来到此处，除了游览大成殿，登临奎星阁外，还总爱在旧贡院的旧址上寻找一下昔日考生会试的遗迹。懂得一点历史知识的人，还会兴趣十足地打听清康熙年间，发生在这里的一起震惊朝野的科场舞弊案。这场科场案起自江南，涉及督、抚两司，后来把六部、九卿、詹事、科道都卷了进来，案情忽而明朗，忽而晦涩，几上几下，迷离扑朔，成为清初轰动一时的大新闻，怪不得游人都希望听一听这案情的始末了。

　　这场大案发生在清康熙五十年（公元1711年）……深秋的紫禁城，落叶飘零，残花满径，深如海般的宫院内笼罩着一股庄严肃穆的气氛。已是深夜子时三刻了，但弘德殿暖阁还闪烁着摇曳下定的烛光。康熙皇帝在这里批阅奏折已经整整三个时辰了。尽管宫娥们悄悄地换了两次蜡烛，但皇上仍然没有要休息的样子，只见他忽而埋头阅疏，忽而起身踱步，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里，流露出一股怒气。

　　康熙是一个很能自制的皇帝，此刻发火是因为他刚刚读罢一封江南巡抚张伯行的奏折。报称江南本届乡试出现了舞弊大案，副主考官赵晋受贿十万两纹银，出卖举人功名。阅卷官曰俞、方名通伙作弊，正考官左必蕃知情不举有违国法。为此江南才子大哗，舆论纷纷，民愤难平，请求从速查清弊端，严办贿官，以定江南才子之心。这封奏折好似一个晴天霹雳，使康熙震惊不已，他万万不会相信，在江南礼仪之乡会出现这样的劣迹。但是，事情好像专门和他开玩笑一样，他又于密奏卷内发现自己最宠信的坐探、苏州织造李煦的奏折，详细地讲述了江南科场舞弊，民情鼎沸的情况。奏折中说：举子们出于义愤，把考场匾额上的“贡院”两个字涂写成了“卖完”，还有一群考生竟将财神庙里的财神泥像抬到了夫子庙里，江宁城内万人空巷，观看考生们抬着财神爷游街。康熙看到这里已经怒火填膺，偏偏在奏折里面又飘出了一个小纸条，是李煦抄录的一幅揭贴对联：“左丘明双目无珠，赵子龙一身是胆”，这分明是指斥主考官左必蕃对舞弊行为视而不见，副主考赵晋胆大妄为，贪赃枉法。康熙再也无法忍耐了，手中的龙泉窑青花茶杯，被他狠狠地掷在地上，摔得粉碎。侍候在窗外的宫娥内侍吓得魂不附体，齐溜溜地跪下，战战兢兢地轻呼：“万岁息怒！”康熙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挥手令他们退下，自己坐在龙案前发下了一道御旨，令户部尚书张鹏翮、漕运总督赫寿为钦差大臣，火速赶江南，务将科场案彻底查清。

　　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张鹏翮，是在凌晨接到康熙的圣旨的。他自知皇上一向对自己绝对信任，而且他也知道康熙皇帝平生最重视网络天下士子，如果科场舞弊案不能彻底查清，必然会遭到皇上的痛责。于是不敢怠慢，接旨的当天下午就与赫寿一起赶赴江南。路上二人议定，一定要快刀斩乱麻，将行贿的人犯一起缉拿严惩。由于这个案子发生在南京，为了避免南京有关人员的纠缠，也为了不受江南各衙门的干扰，他们决定不在南京审案，而将行辕设在扬州。然而到了扬州后，他们才感到事情远比他们想象的复杂。

　　第一次会审是在扬州钦差行辕进行的。两江总督噶礼、江苏巡抚张伯行奉旨陪审。也许是被大堂上的森严气氛所慑服吧，副主考官赵晋当堂供认受贿黄金三百两，阅卷官王曰俞、方名也供认徇私舞弊，将在卷中做了暗记的程光奎、徐宗轩、吴泌等点了举人。案情脉络清楚，三个考官当堂被革去功名，收监看管，下面只要取出吴泌等行贿者的口供，将受贿钱财数额查清，就可结案了。张鹏翮正为这个案子审得顺利而庆幸，却不料在审讯行贿人程光奎、吴泌的时候，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，使得波澜突起，案情一下子又复杂起来。

　　程光奎、吴泌等被带进了大堂，张鹏翮先试了试这两名“举人”的学识，结果吴泌连两句《三字经》都背不顺溜。程光奎更加可怜，默写《百家姓》只“赵、钱、孙、李”四个字就写错三个，写对了的一个“钱”字还歪歪扭扭。钦差对这个只认识“钱”字的考生万分鄙视，含怒问道：“尔等到底行贿多少，才买来这举人功名？”程光奎自知难以抵赖，只好如实招供：“大人，息怒，小人出了黄金十五锭，每锭二十两。”吴泌也跟着供认自己行贿数额与程光奎相同。吴泌刚刚招完，只听得一声惊堂木响，江苏巡抚张伯行拍案而起，厉声喝问：“主考官赵晋只收到十五锭金，另外十五锭哪里去了？”程光奎支支吾吾推说不知，张伯行又问：“你二人的贿金可是亲手交给赵主考的吗？”吴泌答道：“是小人托前任巡抚的家人李奇代送的。”张伯行立即拿起一根火签，传令速拿李奇到案。总督噶礼起身阻止道：“李奇乃前任叶抚院的亲信，大人轻信供词，缉拿于他，恐怕叶巡抚面上不好交待。”张伯行正色答道：“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李奇与御案有牵，焉能不问？”二位钦差也觉得应当穷追到底，于是李奇很快被捉拿到大堂上了。

　　张鹏翮与赫寿早就怀疑受贿者绝不仅赵晋一人，现在行贿数额与受贿不符，明摆着还有受贿者未查出，焉能不追？李奇一上堂，张鹏翮劈头就问：“李奇，你代吴泌等人行贿考官，赃银交给谁了？”李奇平日仗着叶巡抚的势力，只知到处胡作非为，哪里见过这种阵势？一上堂就吓瘫了，听到钦差发问，更觉魂不附体，战战兢兢地回答：“交给赵大人了。”赫寿厉声驳斥道：“赵主考只收了十五锭，余下十五锭想是被你私吞了？”李奇慌忙分辨：“小人不敢，小人实在冤枉。”张伯行接过来把声音放和缓了一些说：“你把三十锭金的下落交待明白，本院从轻处置。”李奇说：“大人作主，小人实说……”话没说完，噶礼已经暴跳如雷，喝道：“分明是李奇私吞贿金，还有什么问的？拉下去大刑侍候！”李奇惊恐地望着噶礼连呼“大人饶命”。噶礼紧紧盯问：“是不是你吞下了？”李奇哆里哆嗦地说：“是小人……”张伯行欠起身来缓缓地说：“李奇不必惊慌，只要你讲明真情，本院自会按国法发落你。”李奇回过身来，欲言又止，张伯行把一脸一沉，说：“难道你还不肯讲？”李奇说：“小人愿招，只是……”又回头偷睨了噶礼一眼，“小人不敢说。”两位钦差见此情景，心中已明白了八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