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深受感动，即使这事再困难，我也要设法去办。不过我当然知道福尔摩斯很爱他的技艺，只要他的委托人相信他，他总是随时乐意助人。我的妻子和我的一致意见是：立即把此事告诉福尔摩斯，一分钟也不应耽误。于是，早餐后不到一小时，我就又回到了贝克街的老住处。
　　福尔摩斯身穿睡衣坐在靠墙的桌旁，聚精会神地做化学试验。一个曲线形大蒸馏瓶，在本生灯红红的火焰上猛烈地沸腾着，蒸馏水滴入一个容积为两升的量具中。我走进来时，我的朋友连头也没抬，我看出他的试验一定很重要，便坐在扶手椅上等着。他看看这个瓶子，查查那个瓶子，用玻璃吸管从每个瓶子里吸出几滴液体，然后拿出一试管溶液放到桌上。他右手拿着一张石蕊试纸。
　　“你来得正是时候，华生，”福尔摩斯说道，“如果这张纸仍然呈蓝色，就一切正常。如果它变成了红色，那溶液就能致人于死地。”他把纸浸入试管，立即变成了深暗而污浊的红色。“嘿！果然不出我所料！”他高喊道，“华生，我马上就可以听你吩咐了。你可以在波斯拖鞋里拿到烟叶。”他转身走向书桌，潦草地写了几份电报，把它们交给了小听差，然后坐到我对面的椅子上，曲起双膝，双手紧抱住瘦长的小腿。
　　“一件平淡无奇的凶杀案，”福尔摩斯说道，“我想，你给我带来的案子会有趣得多。华生，你是没有麻烦事不来的，出了什么事呢？”
　　我把信递给他，他全神贯注地读起来。
　　“这信没有向我们说明多少情况，对不对？”福尔摩斯把信交还给我时说道。
　　“几乎没说明什么。”我说道。
　　“不过笔迹倒很值得注意呢。”
　　“不过这笔迹不是他的。”
　　“确实如此，那是女人写的。”
　　“一定是男人写的，”我大声说道。
　　“不，是女人写的，而且是一个具有不平常性格的女人。
　　你看，重要的是，从调查一开始，我们就知道，你的委托人和一个人有密切关系，那个人，无论从哪方面看，都具有与众不同的性格。这件案子现在已经使我发生了兴趣。如果你乐意的话，我们可以马上动身前往沃金，去看看那位遭遇此种不幸的外交官，和照他的口述代写这封信的女人。”
　　我们很幸运，正好在滑铁卢车站赶上早班火车，不到一小时，我们已来到了沃金的冷杉和石南树丛中。原来，布里尔布雷是一所大宅邸，孤零零地座落在一片辽阔的土地上，从车站徒步而行，只有几分钟的路程。我们递进了名片，被带到一间摆设雅致的客厅里，过了几分钟，一个相当壮实的人非常殷勤地接待了我们。他的年龄虽已接近四十岁，但双颊红润，目光欢快，仍然给人一种爽直无邪的顽童的印象。
　　“我十分欢迎你们前来，”他和我们握了握手说道，“珀西整整一早晨都在打听你们的消息。啊，我那可怜的老朋友，他是不放过一根救命稻草的！他的父母要我来迎候你们，因为他们一提到这件事就觉得非常痛苦。”
　　“我们还不知道案子的详情，”福尔摩斯说道，“我看你不是他们家里的人吧。”
　　我们的新相识表情惊奇，他低头看了一下，开始大笑了起来。
　　“当然你是看到我项链坠上的姓名花押字首‘ＪＨ’了。”他说道，“我一时还以为你有什么绝招呢。我叫约瑟夫·哈里森，因为珀西就要和我的妹妹安妮结婚，我至少也算是他的一个姻亲吧。你们可以在珀西室内见到我妹妹，两个月来她不辞辛苦地照料他。或许我们最好现在就进去，我知道珀西是多么急于见到你们。”
　　我们要去的珀西的房间同会客室在一层楼上。这房间布置得既象起居室，又象卧室，满堂优雅地摆着鲜花。一位面如土色、身体衰弱的年轻人躺在长沙发上。沙发靠近窗户，浓郁的花香和初夏宜人的空气从开着的窗户飘进来。一个女人坐在他身旁，我们进屋时，她站起身来。
　　“要我离开吗，珀西？”她问道。
　　珀西抓住她的手不让她走。
　　“你好！华生，”珀西亲热地说道，“我见你留着胡须，几乎认不出你了。我敢说你也不保准能认识我了。我猜，这位就是你那大名鼎鼎的朋友歇洛克·福尔摩斯先生吧？”
　　我三言两语给他们介绍了一番，两人一同坐下。那个壮实的中年人离开了我们，可是他妹妹的手被病人拉着，只好留在室内。她是一个异常惹人注目的女子，身材略嫌矮胖，显得有些不匀称，但她有美丽的橄榄色面容，一双乌黑的意大利人的大眼睛，一头乌云般的黑发。在她那艳丽的容貌相形之下，她伴侣那苍白的面孔越发显得衰弱而憔悴。
　　“我不愿浪费你们的时间，”珀西从沙发上坐起来说道，“所以要开门见山地讲这件事。我是一个快乐而有成就的人，福尔摩斯先生，而且就要结婚了。可是一件突如其来的大祸毁掉了我一生的前程。
　　“华生可能已经告诉过你了，我在外交部供职，通过我舅父霍尔德赫斯特勋爵的关系，我很快将升任要职了。我舅父担任本届政府的外交大臣，他交给我一些重要任务，我总是办得很好，终于赢得了他对我才能和机智的充分信任。
　　“大约十个星期以前，更确切地说是在五月二十三日，他把我叫到他的私人办公室里，先是称赞我工作干得很出色，然后告诉我，要我执行一件新的重要任务。
　　“他从写字台里拿出一个灰色的纸卷说道：‘这是英国和意大利签定的秘密协定的原本，很遗憾，报上已经透露出一些传闻。最重要的是，不能再有任何消息透漏出去。法国和俄国大使馆正不惜花费巨款来探听这些文件的内容。若不是非常需要一份抄本，我绝不会从我的写字台里把它拿出来。你办公室里有保险柜吗？’
　　“‘有的，先生。’
　　“‘那么，把协定拿去锁到你的保险柜里。但我应当叮嘱你：你可以在别人下班后自己呆在办公室里，以便从容不迫地抄写副本，而不用担心被别人偷看。抄好后再把原件和抄本锁到保险柜里，明天早晨一起交给我本人。’
　　“我拿了这份文件，就……”
　　“对不起，请稍停一下，”福尔摩斯说道，“谈这话时只有你们两人在场吗？”
　　“一点不错。”
　　“在一个大房间里？”
　　“有三十英尺见方。”
　　“谈话是在房中间吗？”
　　“对，差不多在中间。”
　　“说话声音不高吗？”
　　“我舅父说话声音向来很低，我几乎没有说话。”
　　“谢谢你，”福尔摩斯闭上双眼，说道，“请继续讲吧。”
　　“我完全照他的吩咐做了，等待其他几个职员离开。只有一个叫做查尔斯·戈罗特的还有一点公事没有办完。于是我就出去吃晚餐，让他自己留在办公室里。我回来时，他已经走了。我急于把我这件公事赶出来，因为我知道约瑟夫——
　　刚才你们见过的哈里森先生——正在城里，要乘十一点钟火车到沃金去，我也想尽可能赶上这趟火车。
　　“我一看这份协定，立即发觉它确实极端重要，舅父的话丝毫也不夸张。不需细看，我就可以说，它规定了大不列颠王国对三国同盟的立场，同时它也预定了一旦法国海军在地中海对意大利海军占完全优势时，英国要采取的对策。协定涉及的问题纯属海军方面的。协定最后是协商双方高级官员的签署。我草草看过之后，就坐下来动手抄写。
　　“这份文件很长，用法文写成，包括二十六项条文。我尽可能快抄，可是到九点钟才抄了九条，看来，我想赶十一点火车是没有希望了。由于整日劳累加上晚餐没有吃好，我感到昏昏欲睡，头脑麻木，心想喝杯咖啡清醒清醒头脑。楼下有一个小门房，整夜都有一个看门人守在那里，按惯例给每一个加夜班的职员用酒精灯烧咖啡。所以，我就按铃召唤他。
　　“使我惊奇的是，应召而来的是一个女人，一个身材高大、面容粗俗的老婆子，系着一条围裙。她解释说：她是看门人的妻子，在这里作杂役，我就叫她去煮咖啡。
　　“我又抄了两条，愈发感到昏昏欲睡，便站起身来，在屋内踱来踱去，伸展一下双腿。咖啡还不见送来，我想知道原因是什么，便打开门，顺走廊走过去看。从我抄写文件的房间出来就是一条笔直的走廊，光线昏暗，是我办公室唯一的出口。走廊尽头有一条转弯的楼梯，看门人的小门房就在楼梯下面的过道旁。楼梯的中间有一个小平台，另有一条走廊通到这个平台，与楼梯在平台处呈丁字形。这第二条走廊尽头有一段楼梯通向旁门，专供仆役使用，也是职员们从查尔斯街走进本楼的捷径。这就是那个地方的略图。”
　　“谢谢你，我认为我完全听懂你所说的事了，”歇洛克·福尔摩斯说道。
　　“请您注意，说到最重要的地方了。我走下楼梯，进入大厅，发现看门人正在门房里酣睡，咖啡壶在酒精灯上滚滚沸腾，咖啡都溢到地板上了，我拿下壶，灭掉酒精灯，伸手正要去摇醒那个仍在酣睡的人，突然间他头顶上铃声大振，他一下子就惊醒过来。
　　“‘费尔普斯先生！’他困惑不解地望着我说道。
　　“‘我来看看咖啡是不是煮好了。’
　　“‘我正在煮着，不觉就睡着了。先生，’他望着我，又抬头望着仍在颤动着的电铃，脸上露出更加惊奇的神色。
　　“‘既然你在这里，先生，那么谁在按铃呢？’他问道。
　　“‘按铃！’我叫道，‘按什么铃？’
　　“‘这是在你办公房间按的电铃。’“我的心顿时象被一只冰冷的手揪住一样，这么说，是有人在我的办公室里了，而我那份千金难买的协定就放在桌子上。我发疯似地跑上楼梯奔向走廊，走廊里空无一人，福尔摩斯先生。屋内也没有人。一切都和我离开时一模一样，只是交我保管的那份文件原本，被人从我的桌上拿走了，只剩下抄本。”
　　福尔摩斯笔直地坐在椅上，揉搓着双手。我看得出这件案子引起了他的兴趣。“请原谅，那时你怎么办了呢？”他低语道。
　　“我立即想到盗贼一定是从旁门上楼的。他要是从正门上楼，那我准会碰上他了。”
　　“你相信，他不会一直藏在室内，或是藏在走廊里吗？你不是说走廊灯光很暗吗？”
　　“这是绝对不可能的。无论是室内，还是走廊，连一只老鼠也藏不住的。根本没有藏身之处。”
　　“谢谢你，请往下说吧。”
　　“看门人见我大惊失色，知道出了什么可怕的事，就跟着我上楼来。我们两人顺走廊奔向通往查尔斯街的陡峭的楼梯，楼底下的旁门关着，没有上锁。我们推开门，冲了出去。我记得很清楚下楼时听到邻近的钟敲了三下，正是九点三刻。”
　　“这一点非常重要。”福尔摩斯一边说一边在他的衬衫袖口上记了下来。
　　“这一夜天色漆黑，下着毛毛细雨，查尔斯街空无一人，可是，街尽头的白厅路上却象平常一样，车辆行人络绎不绝。
　　我们连帽子也没戴，就沿人行道跑过去，在右手拐角处，看到一个警察站在那里。
　　“‘出了盗窃案，’我气喘吁吁地说道，‘一份极为重要的文件被人从外交部偷走了。有人从这条路过去吗？’
　　“‘我在这里刚站了一刻钟，先生，’警察说道，‘这段时间只有一个人经过，是一个高个子老妇人，披着一条佩兹利披巾。’
　　“‘哎，那是我妻子，’看门人高声喊道，‘没有别的人过去吗？’
　　“‘一个人也没有了。’
　　“‘这么说，这个小偷一定是从左拐角逃走了，’这个家伙扯着我的袖子喊道。
　　“可是我并不相信，而他企图把我引开，反而增加了我的怀疑。
　　“‘那个女人是向哪边走的？’
　　“‘我不知道，先生，我只注意到她走过去，可是我毫无理由去注视她。她似乎很匆忙。’
　　“‘这有多长时间了？’
　　“‘啊，没有几分钟。’
　　“‘不到五分钟吗？’
　　“‘对，不过五分钟。’
　　“‘你不过是在浪费时间，先生，现在每分钟都很重要，’看门人高声喊道，‘请相信我，这事和我的老婆绝不相干，快到这条街的左端去吧。好，你不去我去。’说着，他就向左方跑去了。
　　“可是我一下子追上去，扯住他的衣袖。
　　“‘你住在哪里？’我问道。
　　“‘我住在布里克斯顿的艾维巷十六号，’他回答道，‘可是你不要使自己被假线索迷住，费尔普斯先生。我们到这条街的左端去看能不能打听到什么。’“我想，照他的意见办也没有什么坏处，我们两人和警察急忙赶过去，只见街上车水马龙，人来人往，个个都想在这阴雨之夜早些回到安身之处，没有一个闲人能告诉我们谁曾经走过。
　　“于是我们又返回外交部，把楼梯和走廊搜查一遍，可是毫无结果。通往办公室的走廊上铺着一种米色漆布，一有脚印就很容易发现。我们检查得非常仔细，可是连一点脚印的痕迹也没有找到。”
　　“那天晚上一直在下雨吗？”
　　“大约从七点钟开始下的雨。”
　　“那么，那个女人大约在九点钟左右进到室内，穿着带泥的靴子，怎么能没有留下脚印呢？”
　　“我很高兴你指出这一点。那时我也想到了。这个杂役女工有个习惯，就是在看门人房里脱掉靴子，换上布拖鞋。”
　　“明白了。那么说，虽然当晚下着雨，却没有发现脚印，对吗？这一连串事件的确非常重要。下一步你们又是怎么做的呢？”
　　“我们也把房间检查了一遍。这房间不可能有暗门，窗户离地面足有三十英尺。两扇窗户都从里面插上插销了。地板上铺着地毯，不可能有地道门，天花板是普通白灰刷的。我敢拿性命担保，无论是谁偷了我的文件，他只能从房门逃跑。”
　　“壁炉的情况怎么样呢？”
　　“那里没有壁炉，只有一个火炉。电铃正在我写字台的右首。谁要按铃都必须到我写字台右首去按。可是为什么罪犯要去按铃呢？这是一个最难解释的疑团。”
　　“这件事确实非同寻常。你们的下一步措施是什么呢？我想，你们检查过房间，看看那位不速之客有没有留下什么痕迹，象烟蒂、失落的手套、发夹或其它什么小东西，是吗？”
　　“没有这一类东西。”
　　“没有闻到什么气味吗？”
　　“唉，我们没有想到这一点。”
　　“啊，在调查这样的案件时，即使有一点烟草气味对我们也是很有价值的。”
　　“我一向不吸烟，我想，只要屋里有一点烟味，我就会闻出来的。可是那里一点烟味也没有。唯一确凿的事实就是看门人的妻子，那个叫坦盖太太的女人，是从那地方慌忙走出来的，看门人对这件事实也无法解释，他只是说他妻子平常就是在这个时间回家。警察和我一致认为，如果文件确实在那个女人手里，那我们最好趁她没把文件脱手就把她抓住。
　　“这时苏格兰场已接到警报，侦探福布斯先生立即赶来，全力以赴地接过了这件案子。我们租了一辆双轮双座马车，半小时就到了看门人告诉我们的地点。一个年轻女子开了门，她是坦盖太太的长女。她母亲还没回来，她把我们让进前厅等候。
　　“十分钟以后，有人敲门。这时我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，对这一点我只能责怪自己。这就是我们没有亲自开门，而是让那个姑娘去开。我们听到她说，‘妈妈，家里来了两个人，正等着要见你。’接着我们就听到一阵脚步声急促地走进过道。福布斯猛然把门推开，我们两个人跑进后屋也就是厨房，可是那女人抢先走了进去。她带着敌意望着我们，后来，突然认出了我，脸上浮现出一种十分诧异的表情。
　　“‘怎么，这不是部里的费尔普斯先生么！’她大声说道。
　　“‘喂，喂，你把我们当作什么人了？为什么躲开我们？’我的同伴问道。
　　“‘我以为你们是旧货商呢，’她说道，‘我们和一个商人有纠葛。’
　　“‘这理由是不十分充足的，’福布斯回答道，‘我们有根据认为你从外交部拿走了一份重要文件，然后跑到这里处理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