’遂去，行如飞，顷刻不见。”
　　唐宪宗元和末年，盐城有一名快递员叫张俨，接了个活儿，送公文去长安，至宋州（河南商丘），遇到一个人，面貌古异，求结伴同行。张俨没拒绝。那人要第二天赶到郑州投宿。张俨说：“怎么可能？从宋州到郑州，有不近的一段路，怎么着明早也难以到达。”
　　那人淡淡一笑，说：“也未必。只要听我的，日行数百里不是问题。”
　　张俨顿感迷惑。
　　那人埋头挖了两个小坑，不是很深，只有五六寸，叫张俨背对着坑，脚跟悬于坑口，然后取出一枚针，扎张俨两脚上的穴位。张俨也没觉得疼。那人开始一次次捋张俨的小腿，渐渐有黑血自针孔中流出，滴满坑中。
　　那人叫张俨走两步。
　　张俨迈动双腿，觉得身轻如燕，一如云中漫步，当然大为吃惊，问缘由，那人笑而不答。
　　这样行路，当天中午即达汴州（河南开封）。在城外小店里，吃了点东西，那人对张俨说：“不必在郑州投宿了，我们今晚可越过郑州，直达陕州（河南三门峡）。”
　　张俨表示，陕州离汴州还很远，即使凌空飞步，也不可能赶到。
　　那人说：“请允许我暂时把你的膝盖骨卸下来，不会让你觉得疼，这样的话，即可日行八百里，日落前保证到达陕州。”
　　张俨这一回连忙摆手，无论怎么说，都不肯叫那人卸下自己的膝盖骨。当然，主人公的担心也可以理解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那人不作勉强，说：“我有事在身，须在今天黄昏赶到陕州。既然如此，那只好先行告辞了。”说罢，奔出店去，步履如飞，顷刻间，他便消失在唐朝午后的世界里。
　　故事就这样在张俨的愣神中结束了。
　　在这里，顺便说一下，唐穆宗长庆年间（公元821～824年），长安昊天观有道士符契元，身怀异术：“心欲有诣，身即辄至。”也就是说，想去哪儿，心一想，身子立刻就能到哪儿。又，鄂州道士朱翁悦会大地伸缩术，伸展后，百步距离，施法后，人走一天也走不到头；缩小后，很快就能达到。我们这个故事里，在没有缩地和腾云的前提下，主人公创造了唐朝最快的奔跑速度。
　　现在，回过头来看一下：
　　按故事中的说法，可以推测：张俨是当日早上在宋州遇到那异人的。被“料理”后，中午即抵达汴州。从宋州到汴州，直线距离是一百五十公里左右。我们设定两个人是在上午九点相遇，在中午十二点到达汴州，也就是说只用了三个小时，平均一个小时飞步五十公里。后来，那异人又要从汴州直接到陕州，这一段距离是三百二十公里。按异人的说法，他于午后出行，在黄昏即可到达，也就是五个小时左右，折合每小时走六十多公里，即假如张俨卸下膝盖骨后的时速。如此算下来，故事中异人所言的日行八百里（古代一里在四百米至六百米之间，一般人步行，每小时最快走十里左右）还是保守的说法。
　　现在再说《水浒传》里的戴宗，他神行靠的是甲马。
　　两个甲马可以日行五百里，四个甲马可以日行八百里。想象中，甲马似乎是一种机械器具，甚至有人严肃地指出那只是一种带有轱辘的轮滑而已；或者说，是一种可以不停地提供动力的装置。还有人说，所谓甲马，其实是一种看起来像骆驼的类似于“四不像”的神奇动物，它集中了十二生肖的特点。但按《水浒传》的描述，显然不是。
　　甲马这东西，其实就起源于唐朝，最初叫纸马，是一种祭神用的纸。祭祀完毕后，用火焚烧。因上面所绘神像大多骑马，后来也就称其为甲马了，也有人认为，甲马和纸马是有区别的，前者只用于“追魂捉命”。也就是说，戴宗使用的甲马，是纸马而已。把绘有神像的纸马捆在腿上，然后使用法术，便可以飞步天下。每次停歇时，要把甲马解下来，杂合着金纸焚烧。转天再上路，捆上新的甲马。
　　当然，前提是你确实相信有这种法术。
《水浒传》里，戴宗捆上四个甲马后，经推断和计算，时速能达到每小时三十公里，比张俨慢不少，更没法跟那位消失在午后汴州的异人相比了。
　　不管相信与否，异人飞步凌空的模样都会久久地闪耀在我们面前。
　　这种神行之人并非只是孤例。长安永安坊有永寿寺，德宗贞元年间，该寺有证智禅师，“或时在张椟兰若中治田，及夜归寺，若在金山界，相去七百里”。也就是说，很多时候，他白天在外地“治田”，当晚就能回到长安寺院。两次相隔多远呢？七百里。
　　唐时还有奇僧万回。万回只有二十多岁，“貌痴不语。其兄戍辽阳，久绝音问，或传其死，其家为作斋。万回忽卷饼菇，大言曰：‘兄在，我将馈之。’出门如飞，马驰不及。及暮而还，得其兄书，缄封犹湿。计往返，一日万里，因号焉”。一日之间，从长安到东北的辽阳，他打了个来回。
　　看上去，万回的故事似乎更离谱。但当千年后，某位老兄入睡还在河北睁眼却到上海这种事发生时，我们就知道这世界上的事有多么不可思议了。是啊，在这个充满未知的天地间，有多少事超出我们日常经验的范围，又有多少人生活在我们想象力能够抵达的边界之外，并在某个时间神奇地出现在我们面前？
　　重现的古董
　　早在唐朝时，就已经有很多人开始收藏古董了。
　　最初，收藏只限于皇家。从中唐开始，收藏之风向大臣们那里蔓延。从中唐到晚唐，著名的古董收藏家有：韩愈、张惟素、萧祐、李方古、段文昌、裴度、李德裕等。
　　著名宰相李德裕在当时算首屈一指的收藏家，按史上记载，他“每好搜掇殊异，朝野归附者，多求宝玩献之”。
　　李德裕在长安的府邸位于安邑坊东南角。宅子虽然不甚宏大，但景致极为奇巧，庭院内“怪石古松，俨若图画”。一年盛夏，同僚在他家聚会，当时天气闷热，李德裕说不妨事，随便把大家带到一个屋子，屋中四壁上均是前人留下的名贵字画。诸位入座后，顿感清凉无比，问其故，才知屋内还有一件稀世宝物白龙皮，为新罗人所献，将其浸入水中，四周则清凉如秋。
　　像这样的宝物，在李德裕那里只是九牛一毛。
　　德裕在洛阳城外三十里建有唐朝最著名的别墅平泉庄，里面不仅有历代稀贵的古董文物，更有天下奇花异草、珍松怪石。那些文物，放到现在，随便一件都会值几千万元。
　　跟李德裕同时的李章武（官至成都少尹）也是当时著名的收藏家。
　　他的镇宅之宝，是三国时诸葛亮使用过的佩剑。这东西要传到现在估计也价值上亿了。此外，他还藏有一种东西：人腊。也就是干尸。当然不是一般人的，否则也没什么意义，而是一种小人的干尸，通长只有三寸多，但眉眼明晰。据说，是僬侥国人。僬侥国，传说中的小人国，《山海经·海外南经》中有记载。
　　下面要讲的故事，跟一幅稀世名画有关。
　　这幅画出自盛唐第一流的画家张萱之手。作为仕女画双星之一（另一位是周昉），人们谈起他，首先想起的是那幅流传后世的《虢国夫人游春图》（现在看到的，传为宋徽宗摹本）。这幅画名气太大了。
　　作为杨贵妃的姐姐，也是唐朝最风骚、最决绝的女人，虢国夫人之奢华不输给此前的高阳公主、安乐公主，及至出行，金车宝马，香飘十里，经久不散。当时，杨氏一门具得富贵，竞相争比，各起豪宅，虢国夫人就广购地产，建了多所别墅。长安宣阳坊奉慈寺，就曾是虢国夫人之宅。后来，安禄山起兵，长安陷落，因虢国夫人之宅最奢华，于是将这里改为新政权的办公场所。
　　在古人心目中，奢华不是一个带有过多贬义色彩的词语。对一个贵族妇人来说，有条件享受奢华，她是没有理由拒绝的。至于风骚，对虢国夫人本人来说似乎也没什么错。人家是女的，还不允许风骚么？从对女性的终极审美而言，风骚是必需的。每个女人都应该具有一种健康的风骚。这是一种生活态度，是一种女性的特质。至于虢国夫人的风骚是否健康，不得而知，但我们知道她是个决绝的女人。
　　说她决绝，是因为她的死。
　　安史乱起，唐玄宗带着杨贵妃从长安出逃，行至马嵬坡发生军士哗变，宰相杨国忠被诛，杨贵妃自杀。与此同时，在另一个方向，纵马出逃的虢国夫人也被地方武装包围了。夫人先是将两个儿子刺死，后又挥剑自杀，颈部被切了个大口子，但人却没死掉。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用利刃切开自己的咽喉。多日后，虢国夫人死于伤口复发。其死如此暴烈，可见她的性格是复杂的。
　　唐朝时，具有鲜卑血统的皇家注意对贵族进行骑射训练，虢国夫人当时就是诸贵族妇女中骑射的佼佼者。在一次盛大的春游曲江的出行中，被随行的宫廷画师张萱绘成《虢国夫人游春图》。
　　画面中，有个最大的特点，就是人物布局非常讲究：游春人物共乘八匹骏马，前三匹呈“一”字排开，第一匹马和第三匹马上，坐的是作为前导的内官，着男装，但从面相上看，应为女子。这切合了盛唐时女子多着男装的风尚。第二匹马上，是一个模样俊秀的丫环。随后的两匹马并行，靠近观众视野即画面中间的，正是虢国夫人。与她并行的，是其姊妹韩国夫人。再往后，三匹马也是并行。中间骑马者，是个抱着小孩的保姆，左右乘马者分别是丫环和内官。
　　虢国夫人的装扮和面容，集中体现了唐朝贵族妇女的特点：面庞圆润，体态丰满。不上浓妆，与游春主题贴切。乌发高挽，成流行的坠马髻。着淡绿色窄袖袄，低胸的桃红色拖裙，纯白色绫纱披肩和束腰。微露的锦鞋，亦显华贵。张萱画仕女最善用色，尤其是用朱色晕染耳根，所以笔下的夫人娇羞可爱，顾盼流波，呼之欲出，让人仿佛一下子回到长安郊外的曲江春光里。
《虢国夫人游春图》当然是一幅杰作。后世谈到张萱时也首推其仕女画。但你要以为张萱仅仅是一个仕女画家就错了。张萱虽善画仕女，但在当时最著名的一幅作品，却是不为后世所知的山水画。这幅作品历经坎坷，躲过了安史战火，大乱初定后的一天，得以重现天日。
　　对此，《酉阳杂俎》作了独家记载：
　　翊善坊保寿寺，本高力士宅，天宝九载，舍为寺。初，铸钟成，力士设斋庆之，举朝毕至，一击百千，有规其意，连击二十杵。经藏阁规构危巧，二塔火珠受十余斛。河阳从事李涿，性好奇古，与僧智增善，尝俱至此寺，观库中旧物。忽于破瓮中得物如被，幅裂污坌，触而尘起，涿徐视之，乃画也。因以州县图三及缣三十获之，令家人装治，大十余幅。访于常侍柳公权，方知张萱所画《石桥图》也。玄宗赐高，因留寺中，后为鬻画人宗牧言于左军，寻有小使领军卒数十人至宅，宣敕取之，即日进入。先帝好古，见之大悦，命张于云韶院。
　　长安翊善坊保寿寺是玄宗时代红人高力士的旧宅。
　　当时，官宦人家有一个习惯：把宅子施舍为寺。就算是积德吧。天宝九年（公元750年），高力士将自己在翊善坊的一处地产施舍为寺，即后来的保寿寺。据说，保寿寺建造之初，寺钟铸成，高力士在寺内设饭局庆贺，朝中大臣都来了，按潜规则，大臣们不管是谁，只要击一下新钟，就要现场施舍成百上千的铜钱。有大臣撞起钟来没完，过手瘾，反正不管击多少下，都得扔下一堆钱。
　　当年“安史之乱”爆发，长安迅速沦陷，很多大臣的府邸都遭叛军打劫，唐朝宫廷所藏的珍宝古董，很多都流失了。
　　又过了几十年，到了宝历年间（公元825年～826年）。宝历是后来被宦官谋杀的唐敬宗的年号。这位少年皇帝有些问题：性情任性而暴躁，喜欢打马球、捉狐狸，夜宴淫乐，即位之初就不听大臣劝告，执意带着女人去骊山泡温泉。他只享有了两年的帝国，随后死于非命。
　　敬宗在位的两年里，帝国倒也没发生什么大事：白居易到苏州赴任；
　　在徐州，又有骄纵的军士哗变，但很快被扑杀；后来“牛李党争”的主角、《玄怪录》的作者牛僧孺担心喜怒无常的皇帝收拾自己，于是请求出任武昌军节度使；牛后来的对手李德裕则从镇江任上献《丹扆六箴》给皇帝，规劝他别太任性，要有个做皇帝的样子。
　　总之，宝历年间，人们各有各的活法，本故事的主人公李涿也是这样，他正在搜集各种字画。
　　李涿在河阳郡做文书工作，业余收藏古玩。
　　这一天，李涿因公干来到长安。
　　他跟保寿寺僧人智增是旧相识，游览该寺时，无意间在仓库的破瓮里发现一卷东西。上面满是尘土。李涿仔细观看，竟是一幅画。他一眼就看出此画不俗，是定有来历的，就拿别的东西跟看守仓库的僧人宗牧作了交换。虽然他对字画有些研究，但却没能识得这幅画。
　　装裱后，李涿带着画慕名去拜访大臣、书法家、字画鉴赏家柳公权。后者大惊，因为他一眼就看出此画是失踪几十年的张萱的名作《石桥图》：“你何以有此画？”
　　李涿也吃惊不小：“是在保寿寺意外得到的。”
　　柳公权定了下心神：“如此说来就对了。张萱作此画时，还未进入宫廷，而是在做信安郡王的幕僚。当时曾随郡王游石桥，绘成此画。开元年间（公元713年～741年），郡王将其献于玄宗。到天宝年间（公元742年～755年），玄宗又将其画赐予高力士。而保寿寺，正是高力士的旧宅。”
　　这幅画在开元年间诞生，到“安史之乱”失踪，再到宝历年间被发现，首尾不过百年。但由于该画极尽天工之美，所以在当时就已经价值连城。
　　李涿当然很愉快，但高兴了没多长时间，就有皇家禁军神策军将领找上门。
　　将领：“听说你最近在保寿寺得到了一幅画？”
　　李涿：“你们是……”
　　将领：“把画交出来吧。”
　　李涿：“为啥？”
　　将领：“我们是带着圣旨来的。”
　　原来，那叫宗牧的僧人后来觉得不对劲，于是将事情报了官，说被换走的有可能是一幅皇家名画，于是敬宗皇帝派神策军将领来查，发生了上面的一幕。
　　这是令人愤怒的一幕。但可怜的李涿，除了把心爱的画交出来还有什么办法吗？
　　敬宗在史上以任性贪玩著称，有三个爱好：打马球、捉狐狸、看百戏。其实，还遗落了他一个非常正经的爱好，就是喜欢字画古董。但你也不要认为他就多高尚。皇家收藏字画的传统始于太宗李世民。世民酷爱字画，尤喜王羲之举世皆知，在贞观年间（公元627年～649年），他专门下诏，派人到民间搜罗字画。此后，成为唐朝历代皇帝的传统。
　　所以，在成为传统后，一旦有人意外收藏了名画，就有可能被皇家“征”了去。
　　在当时，甚至发生过打着皇家或权贵的名号进行欺诈的案例。
　　东晋画圣顾恺之作有著名的《清夜游西园图》，这幅画一直流传到中唐时代，为大臣张惟素（曾任礼部郎中、工部侍郎、左散骑常侍）收藏。元和年间（公元806年～820年），宪宗召张惟素进宫书写《道德经》，张给皇帝带去一件礼物，就是这幅价值连城的名画。
　　不承想，这幅名画后来被一个叫崔谭峻的宦官从宫中又偷了出来，低价卖到了民间。
　　张惟素之子叫张周封，著有《华阳风俗录》，是段成式、李商隐的好友。《酉阳杂俎》中的很多故事线索都是他提供的。
　　段成式几乎就是唐朝最博学的人了，他有句名言：“以君子耻一物而不知。”但是，很有些时候，在遇到无解的异事或不认识的器物时，他都要请教张周封。由此可见此人也着实是很厉害的。
　　唐文宗开成年间（公元836年～840年）的一天，他闲逛长安东市，有人拿着《清夜游西园图》想卖给他。可以想象张周封当时惊讶的表情。他马上付给那个人几匹绢，把父亲曾收藏的这幅画又买了回来。
　　过了一年，有人大声敲门，开门后，张周封看到几个人，他们异口同声地说：“仇中尉（权宦左神策军护军中尉仇士良）愿意用三百匹白绢换你的《清夜游西园图》。”
　　此时的仇士良，上欺天子，下凌宰相，谁人敢惹？张周封没办法，只好把那画取出来，交了出去。第二天，果然有人如数运来了白绢。故事还没完。后来，有一天，张周封见到仇士良，稍带讽刺地问：“中尉可喜欢那幅画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