旗人称奴才，汉人称臣。能称奴才的，那证明是皇上家里人，这是爱称，称臣是皇上跟你见外。中国古代的君臣关系发展到了清朝变成了主奴关系。乾隆爷的时候，想要汉人也称奴才。汉人比较重面子，汉官就是不干，反弹得比较大。乾隆爷恨恨作罢，下了一道圣旨，意思是说，你们虽然称臣，但跟奴才是一样的，你们别给脸不要，说你咳嗽还真喘上了。

第8节 出题有风险，作诗需谨慎

　　祸从笔端出

　　从中国历史上看，文字狱在清朝达到了顶峰。大清是以异族入主中原，大兴文字狱，目的在于压制汉人的反抗。文字狱可以树立清朝的权威，造成社会恐慌，它禁锢思想，摧残人才，阻碍社会进步。文字狱世祖朝7次，圣祖12次，世宗17次，高宗130多次，主要是康、雍、乾三朝，乾隆的时候最厉害。世祖、圣祖时候的文字狱，多少还有点镇压思想犯的意思。比如《南山集》案，有一个叫戴名世的知识分子，写了一本书叫《南山集》，书中使用南明的年号。大清入关之后，南明五个小朝廷又苟延残喘了20多年，其中以桂王朱由榔建立的永历政权时间最长，永历年号用了18年。已经是康熙元年了，你的年号还写永历××年，那就是不奉清为正朔，按照我们今天的话讲，就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。

　　所以《南山集》案发，戴名世开棺戮尸满门抄斩。清朝的法律是16岁就可以判死刑，比现在少两岁，不像斯大林时期12岁就判死刑。他的小儿子只有15岁，监斩官就说，你不够岁数，你回去吧！不杀你。他说父兄皆已殉难，不愿独活，你就给我写个16岁吧。监斩官大呼，奇男子，写上吧！16岁，杀！留着也是祸害。

　　世宗、高宗时候的文字狱就纯粹是找茬，望文生义，跟朱元璋那个“光天圣人”的感觉相似。金庸先生的远祖浙江提督学政查嗣庭，在出题的时候，用了《诗经》里面的一句话“维民所止”做考题。雍正皇帝大怒，“维”字加一点一横，不就念雍吗？“止”字加一横不就是正吗？“维民所止”的意思就是雍正砍头。于是，查嗣庭处斩，全家流放三千里与披甲人为奴，幸亏没满门抄斩，不然就没金庸先生了。所以你看金庸先生写的武侠小说，无一例外地反清复明。《鹿鼎记》里有个反清复明的天地会，其实是清朝时候的黑社会，也就是后来三合会的前身。天地会自称“洪门兄弟”，因为明太祖朱元璋是洪武大帝，三合会的三合就是洪的三点水。反清复明属于黑社会反对朝廷，不提倡也罢，更别说歌颂了。但是这个事儿确实是很明确，他这么写是跟清朝有仇，我祖宗没招谁没惹谁，给咔嚓了！查嗣庭还不算大官，提督学政是二品官，朝廷放差，主管一省的乡试。

　　乾隆年间，礼部尚书沈德潜写了一首《咏黑牡丹》，礼部尚书是从一品大官，诗中有这么两句：“夺朱非正色，异种也称王。”这哥们儿也是死催，你说你什么色的牡丹不好咏，非得去咏黑色的牡丹？朱就是红，一般的牡丹是红的，但黑牡丹是黑的，所以非正色，是异种称王。这让大清一看没法不起疑心，搁咱谁看谁觉得不对。“夺朱非正色”？朱是朱元璋、朱明王朝；“异种也称王”？你说满洲人是异种，夺了朱明江山。沈德潜虽然已死，但开棺戮尸。

　　内阁学士胡中藻作诗，也惹了麻烦。内阁学士正二品，诗里有这么一句——“一把心肠论浊清”，这个很好懂，我能分辨浊与清。但是乾隆爷一看大怒：“加浊字于国号之上，究竟是何肺腑？”你为什么写“浊”清？你说那会儿要像现在似的横着写是不是就没事儿了？横着写也不行，你加浊字于国号之前，究竟是何肺腑？所以怎么着都不行，你论浊清就是作死。乾隆爷下旨，胡中藻腰斩，拿一把大铡刀，拦腰咔嚓切成两半。当时没咽气，可能这哥们儿神经末梢比较发达，都两半了，还拿手指蘸着鲜血，连写了七个惨字才咽气。乾隆爷听说胡中藻都两半了还写字呢，一琢磨是稍微惨了一点点，从此大清废腰斩，只砍脑袋就完了，脑袋掉了还写字的人没有，因为看不见了，往哪儿写。

　　文字狱这么一搞，不光是老百姓，朝臣也人人自危。乾隆爷平定新疆回部叛乱，立功最大的是定边左副将军兆惠，这个人是满洲人。酒席宴上，有汉族文臣拍兆惠马屁，举起酒杯来给他敬酒：“但使龙城飞将在，不教胡马度阴山。”话一说完，乾隆爷脸色大变，啪！拍案而起。那个官员马上把顶戴花翎一摘，跪地上磕头，臣罪该万死，磕得血流满面，乾隆爷才恨恨作罢。什么叫“不教胡马度阴山”？我大清就是胡马度阴山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幸亏这个诗不是你写的，是你引用的古诗。要是你自己写的，那你完了，变胡中藻第二了。

　　清朝在文化方面最大的建树是修《四库全书》，但修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把对他统治不利的书全都销毁掉。胡、夷、狄、虏这种词全不能写，带这种词汇的书或删或改。中国人本来就对科技没什么兴趣，那玩意儿考试不考，考试只考四书五经，学科技没法“学而优则仕”。文字狱一搞，研究历史也容易出问题，写诗也容易出问题，所以中国人只能研究茴香豆的“茴”字有四种写法，这不犯忌讳，不怕文字狱。还有考订古字音，“青山石径斜”，“斜”字应该念xia，不能念xie，只能干这个，一下跟世界的差距就拉大了。

　　西方人在研究开普勒定律、解析几何、微积分，大清在研究茴香豆的“茴”字有几种写法，这一下差得太远了。看道理要看大道，中国古代有太多值得学习的瑰宝，文学气象、哲学理论、科学经验，但那些人不好好做有用的学问，总拘泥于这些八卦的东西，那不是舍本逐末吗？

第9节 穷得只剩下钱

　　政策开明人丁旺

　　明清时期，统治者调整生产关系，鼓励生产，经济继续发展，一直到鸦片战争爆发，1840年，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不是高于英国就是跟英国持平，反正绝不比它差。

　　乾隆五十年时（1785年），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32%，欧洲占22%，中国一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比欧洲11个主要国家的总和还高10个百分点。那时全世界人口超过五十万的城市，只有十个，六个在中国：北京、南京、扬州、广州、苏州、杭州；亚洲还有日本东京，当时叫江户，印度的马德拉斯；欧洲就是伦敦、巴黎。中国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是世界之最，农民富裕程度也是世界上最高的，形成这种情况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统治者调整生产关系。

　　明朝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，将原来的田赋、徭役、杂税并为一条，折成银两，把从前按户丁征收的役银分摊在田亩上，按人丁和田亩的多寡来分担。两税法按人丁征税征的是个人所得税，是你的财产，这个征的是役银。就是说，你本来应该去服徭役，现在你不去，按规定你可以纳银代役。服徭役是按人丁服，但是现在这个役银也分摊在田亩上了，这表示人丁在税收当中的作用就越来越下降，资产在其中的作用越来越上升。役银按照人丁和田亩来分担，这叫一条鞭法。它的作用是赋役征银，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，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。地里长不出银子来，你得把农产品卖了，有了铜钱，到银庄兑换成白银。这样一来，把农民推向市场，你必须跟市场发生联系。纳银代役，保证农民生产时间，减轻农民负担。农民对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，这个跟两税法的意思是一样的。

　　到康熙帝时，宣布原来明朝藩王的土地归现在的耕种人所有，叫做更名田，这就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。农民失去土地是因为土地兼并，在明朝，藩王们最能兼并土地。朱元璋本人就弄出了25个儿子，这25个儿子，每个人再来上七八个儿子，这七八个儿子再弄上七八个儿子，你算算多少个？到了明朝末年，朱氏皇族有好几十万人，明朝基本上只要皇子就封王，那得有多少个王爷？赶上“太平天国”了，王都封滥了。

　　清朝吸取了明朝滥封的教训，除了开国的八家“铁帽子王”之外，后来只有雍正爷封怡亲王是铁帽子王，清末封恭王、醇王、庆王仨铁帽子王，一共就十二家王爷是不降爵的，世袭罔替。别的王爷都是逐级下降，你是亲王，你的儿子就是郡王，你孙子就是贝勒，曾孙就是贝子。亲王降到镇国公，郡王降到辅国公，到辅国公就不再往下降了，往下世袭就是世袭辅国公，辅国公跟王爷的级别可就差得太远了。你是王爷住在王府，等你不是王爷的时候，你得从王府搬出来，自己找地儿住去，四居室改筒子楼了。

　　一般来讲，清朝一个皇帝在位的时候，王爷没多少，十几个了不起了。清朝王爷待在北京城里不许出去，圈死在北京，所以清朝的王府全在北京，像什么郑王府、豫王府之类。明朝王府全在外地，朱氏子孙在外地待着置产业，兼并农民的土地。比如明神宗万历皇帝本身就贪财，在皇宫里挖了一个大坑埋银子。他把最宠爱的儿子、福王朱常洵封到洛阳，一次就赐给他四百万亩土地。朱常洵跟他爸爸一样，最后变成个三百多斤的大胖子，李自成打洛阳的时候，洛阳的守将跟朱常洵说，现在闯贼围攻洛阳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，你有那么多钱，估计上亿两银子的财产，能不能拿出点钱来犒赏将士？将士们好跟闯贼玩命。朱常洵说我们家没钱，穷着呢！就有点旧家具，我卖了犒赏将士吧！气得守将说你拉倒吧！开门投降李自成了。李自成一进来，你朱常洵不是贪财吗？行！这回让你贪个够，把金子烧化了，顺嗓子眼往里倒，把他烫死了，然后把朱常洵剁巴剁巴，和着鹿肉一块儿分给大家吃，叫福禄（鹿）宴。老百姓恨不得食其肉、寝其皮，你弄得我们大家都没活路了。

　　到了清朝，表面上对明朝皇室很优待，给崇祯皇帝建个陵啥的，实际上逮着明朝王爷就得给弄死，朱氏子孙差不多都杀光了，这些王爷占的地现在都在老百姓手里，所以康熙爷宣布更名田。原来这个田是福王的名，现在谁种是谁的，解决农民土地问题。为什么农民不反清复明？同一个民族让我们没法活，还是异族让我们活得不错，那我们为什么不拥护异族？中国老百姓是谁让我活下去，我就拥护谁。外国也一样，美国打萨达姆，伊拉克人为什么不抵抗？我为了保卫萨达姆拼命，我脑袋让美国电梯夹了！我的命那么不值钱？萨达姆给我什么了？让他变吊死鬼去吧！老百姓是非常实际的。利比亚人不保卫卡扎菲也是一样道理，平时拿老百姓当孙子，有人打你的时候，想让老百姓把你当爷爷，呸！

　　孟子告齐宣王曰：“君之视臣如手足，则臣视君如腹心；君之视臣如犬马，则臣视君如国人；君之视臣如土芥，则臣视君如寇仇。”这俩脑残的独裁者肯定没学过中国传统文化，所以一个变吊死鬼，一个被开膛。

　　更名田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。康熙五十一年又规定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。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作为固定人丁税，康熙五十年，你们家有十口人，从康熙五十一年开始，你们家就交十口人的人丁税。到康熙六十年，你们家十八口人了，还交十口人的税。那我们家就剩七口人了怎么办？再交十口人的不就亏了吗？

　　所以，世宗雍正皇帝一上台，推行摊丁入亩。把丁税平均摊入田赋中，人头税就废除了。这个钱也没多少，一年335万两，朝廷当时岁收入4000万两，占不到十分之一，所以咱就不要了。就跟现在农业税不要了一个意思，一共2000个亿，还没有公款吃喝的钱多呢！自由市场的管理费也不收了，一年才150个亿，开场奥运会多少钱？何必跟这些穷苦人收？这个钱不要了，以后大街上摆摊的就少了，犯不着在大街上栉风沐雨了，我进大棚了。

　　人丁税不要了，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进一步松弛，隐蔽人口现象减少了。原来藏着掖着不就是怕朝廷收税吗？隋朝4600万人，到唐朝一下变成1200万，相当多的人是藏起来了；汉朝也是如此，5300万人，到曹操的时候，剩700万，我的天！原子弹也没有那么大的杀伤力，好多是隐匿起来了。

　　现在不收税了，生吧！康熙即位的时候，全国的丁额是2100万，算上老弱病残，估计有个4000万，康熙驾崩的时候已经过亿了；乾隆二十几年的时候，就两亿了；到乾隆驾崩的时候，已经3亿了；到道光那会儿4.1亿，占世界人口的40%多。全世界10亿人，中国4.1亿，那个时候的中国人更自豪，现在占20%，那时候40%。所以中国巨大的人口压力，从那时候就开始形成了。

　　救国的玉米、甘薯

　　有了好的政策，生产才能发展。

　　在明代，棉花的种植由江南向江北，推向全国。南北朝时，印度佛教禅宗第28代祖师达摩东来，建立少林寺，他就是中国禅宗的初祖。达摩祖师东来的时候带了一件木棉袈裟，作为禅宗的圣物，代代相传。木棉就是棉布，特值钱，中国人没见过。中国有钱人穿绸，穷人穿麻，没见过木棉袈裟。北宋的时候，棉花开始在福建种植；南宋的时候，南方普遍种植，但是北方还没有。南方可以普遍使用棉布了，北方还是得通过互市买，北方给马，南方给棉。到了明朝，全国都能种了，中国的棉花应该是从印度引进的，经过两条路线，一条是从新疆过来，一条是从海南岛过来。

　　明代引进的玉米甘薯，在清代不断地推广。崇祯年间，玉米甘薯开始在中国种植。这东西如果早来中国20年，明朝没准就不会灭亡了，因为老百姓就够吃了。陕北农民造反，就是因为没得吃，你吃我儿子，我吃你儿子，易子相食，换儿子吃。要不就吃观音土，吃土胀肚子，全胀死，老百姓只能造反。要是玉米甘薯来了，就没事儿了。这东西原产于拉丁美洲，那里主要是西班牙的殖民地，西班牙还在亚洲的菲律宾有殖民地，而菲律宾有大量的华侨。西班牙人把它带到菲律宾，菲律宾华侨把它带回到中国，最早开始在福建种植，然后逐渐向全国推广。福建地方多山，地狭人稠，耕地面积很少，就种这个。它的特点就是使贫瘠土地得到利用，粮食总产量大幅度提高。当时水稻一亩地四五百斤，小麦二三百斤，玉米怎么着也得六七百斤，甘薯是万儿八千斤。就算不下雨，你也不用施肥，八千多斤；如果风调雨顺，再一施肥，一万多斤高高的。大粗白薯，你吃去吧！降血糖、降血脂，健康食品。甭管什么样的土地都可以种，不挑地方，产量还那么高，太适合咱们中国了。大清两百多年少有农民起义，玉米、甘薯居功至伟。

　　老百姓能够吃饱，中国人口也就翻着来了。清朝的时候，人地矛盾就已经很突出了。康熙登基之初，人均耕地面积是25亩，乾隆的时候就变成6亩了，道光的时候就变成3亩了，今天连1亩都没了。

　　康熙就说过：“本朝统一以来，六七十年，百姓俱享太平，户口日益殷繁，分一家之产，供数家之用，岂能家给人足？”但是当时没有办法，也不懂计划生育，人口增加给中国造成的压力一直影响到今天。中国社会财富的增长跟人口的增长不成比例。更关键的是，中国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口增长多，北京、上海的人口出生率比欧洲都低，负增长，但是北京人口却年年增加。中国这块土地，顶多养活六亿七千万人，这是最合适的，现在已经是一倍了。

　　当时毕竟粮食总产量大幅度提高，能够养活众多人口，就可以腾出更多土地种植经济作物，促进农产品的商品化，清代前期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扩大，形成了一些专业性的生产区域。比如北京丰台花乡，就产花，蜜蜂才吃花呢，我这个花种出来，肯定是买卖、交换的。

　　资本主义萌芽

　　明清时候，手工业进步很快。生产工具上出现了纱绸机。生产技术有了双色套印，以前印刷品都是黑白的，这个时候彩色印刷品开始出现。还有地区间的分工，比如织造尚松江，浆染尚芜湖。松江的布织得最好；布要去浆染，芜湖最好。松江就管织布，织完了布卖出去，芜湖那儿管染，这就是商品经济。规模、产量也很大，比如广东佛山的冶铁业发达。佛山是黄飞鸿的家乡，中国南北两个武术之乡：河北沧州、广东佛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