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知道，如果不出意外，回头便会看到一座大坟。
　　崔罗什心神不宁，走了一段，就在附近的镇子住下。随后，他请僧人在那大坟前做道场，以安鬼魂。
　　时光流逝，到了北齐后主天统（公元565年～569年）末年，在郡上做公曹的崔罗什奉命修建河堤，正好修到当初那座大坟前。想起往事，感慨不已，便跟朋友奚叔布说了当年的遭遇。说着说着，他忽然泪流：“到现在，正好是十年了。又会发生什么呢？”
　　这一年，有一天，崔罗什闲居在家，看到后园的杏子熟了，就随手摘下一个，一边吞吃一边喃喃道。但吃的时候，不小心被杏噎住气管，呼吸不得，仆人急忙抢救，但终于没救过来。
　　崔罗什在郡里做了多年功曹，颇有政绩，他吃杏被噎死，州里的人们无不叹息。
　　这个故事中，有一个细节，那就是崔罗什在与贵夫人的交谈中显露出的渊博的学识。主人公有这样的素养并不奇怪，因为他来自当时顶级的世家大族清河崔氏。
　　从东汉后期到唐朝末年，是中国的世家大族时代，或者称之为门阀士族时代（日本和西方称为中古贵族时代）。到唐朝时，在一种感觉上，随着政治上的九品中正制和经济上的占田荫客制的废除，以及科举选官制度的诞生，魏晋以来的世家时代已经走到了尽头。其实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。因为就历史事实看，中国的世家时代有两个阶段最辉煌，一是两晋北朝，二就是唐朝。
　　东汉后期，汝南袁氏和弘农杨氏依靠经学崛起，拉开了七百年世家政治时代的大幕。
　　三国时，曹操主要依靠颍川荀氏击败汝南袁氏。在世家政治正式确立的西晋，河东裴氏和琅琊王氏为双星。
　　至东晋南朝，则是我们熟悉的琅琊王氏、陈郡谢氏。
　　北朝则首推清河崔氏、范阳卢氏。唐承北朝而来，以“崔、卢、李、郑”为四大世家。崔、李各有两家，加上相对有些没落的王氏，又称“五姓七家”：即清河崔氏、博陵崔氏、范阳卢氏、荥阳郑氏、赵郡李氏、陇西李氏、太原王氏。
　　“四姓”或者说“五姓七家”拥有东汉以来绵延的政治和文化上的显贵传统，在唐时为整个社会所推崇。这表现在各个方面。于志怪上，就是：唐朝作者给故事的主人公取姓名时，不是姓崔、卢、李、郑，就是姓萧、裴、韦、薛、柳、杜（次一等的世家）。
　　盛唐时，皇家和朝廷对“四姓”进行过打击。但丝毫不见效果。满朝大臣如房玄龄、魏徵等仍费尽心思向这四姓求婚。太宗李世民对“四姓”的高傲和社会上对他们的推崇大惑不解，直接点名“崔、卢、李、郑”，发出迷茫的质问：“我实在不明白‘四姓’为什么如此自矜，世间又为什么如此看重他们？！”在此之前，他命重臣修《氏族志》，但在初稿中，编修者无视皇室，而将博陵崔氏排为天下第一。
　　为保持门当户对和血统的纯洁，“四姓”通常不会搭理外人，而只在他们内部进行着通婚。到唐高宗时，皇帝以法律的形式颁布《禁婚诏》，禁止清河崔氏、博陵崔氏、范阳卢氏、荥阳郑氏、赵郡李氏、陇西李氏、太原王氏这七姓中的主要家族自为婚姻。但结果依旧不如意，反倒进一步增加了他们的分量，“皆称‘禁婚家’，益自贵”。
　　晚唐文宗时（公元826年～840年），皇帝向宰相荥阳郑覃求婚，希望郑覃能把孙女嫁给皇太子，但郑覃宁可把孙女嫁给时为九品官的清河崔某。为此文宗很无语：“民间修婚姻，不计官品而上阀阅（门阀）。我家二百年天子，顾不及崔、卢耶？”大唐皇室面对“崔、卢、李、郑”，感到的是没有办法的自卑。因为在压制“四姓”的同时，皇室又称自己祖上出自陇西李氏。这种矛盾和混乱说明了他们进退失据。
　　皇室如此渺小，那些世家大族又何以那么高傲？
　　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政治上世代为官。但别忘了，盛唐时代，朝廷对“四姓”是压制的，他们真正能做到高官的没几个。这跟魏晋南北朝时的情况大为不同。为什么在没有高官的情况下他们还那么骄傲？上面的故事实际上已经给出了答案，这就是文化学识的世代沉淀积累和连绵不断的传递。而这，也是“崔、卢、李、郑”等世家大族尊贵的本质所在。在东汉后期，他们就是凭着这个崛起的。
　　所以，世家之贵，贵在文化学识和由此形成的传统，以及拥有这种传统的人在自己身上折射出的从容、优雅、高迈的气质风采。以崔罗什所在的清河崔氏为例，就以家风俭朴孝悌、学识深厚广博著称，所以在面对贵夫人时能从容应答。
　　“安史之乱”后，随着政治中枢的重建和科举考试的日益重要，“崔、卢、李、郑”等世家大族再次在政治领域辉煌起来。他们深厚的家学传统在科考中显示出巨大的优势。
　　以范阳卢氏为例，在中晚唐时代，共有一百多人考中进士。要知道，唐朝的进士考试是最难的，而且录取人数极少，每年二三十人。范阳卢氏成绩如此优异，自然得益于自东汉以来连绵不断的家学传统。再以本故事主人公所在的清河崔氏为例，唐时共十二人出任宰相，“安史之乱”后就占到十人之多，他们基本上都是依靠学识考中进士而走入仕途的。
　　当时，“崔、卢、李、郑”中，又以陇西姑臧大房李氏、清河小房崔氏、北祖第二房卢氏、荥阳昭国郑氏最高贵。以上四家，即使为布衣，仍傲视公卿：“姓崔、卢、李、郑了，余复何求耶？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排除里面的清高外，道出的是他们精神上的富有。如果没有强大的家族文化传统，这种富有又如何能支撑得起来？
　　画中人
　　唐德宗贞元末年，开州有将军叫冉从长，轻财好客，州内文士多依附于他。时有画家名宁采，为其绘《竹林会》，甚为工整，悬于厅堂。
　　一日，冉宅有客郭萱、柳成二秀才，当时在座的还有宋存寿处士。闲谈之际，柳成突然对宁采说：“你这幅作品，所绘竹林七贤，长于气势，而失之于意趣。现在，我想表演个节目，不用五色笔墨，而修改此画，使之精彩绝伦！大家以为如何？”
　　冉从长笑道：“莫说梦话！不用笔墨，怎么修改？”
　　柳成也大笑：“我可以进到画面里……”
　　郭萱狂笑。
　　柳成说：“若不信，可打赌。”
　　郭柳二人遂赌五千钱，冉从长为裁判，宋存寿为观众。随后柳成腾身而去，没了踪迹，众人惊骇，急忙来到《竹林会》前，于画面上一阵摸索。
　　过了一会儿，众人忽听到柳成说话：“郭萱！”其声若出自画中。又过了一顿饭的工夫，诸位看到柳成自画上坠下，指着阮籍像说：“已完工。”
　　众人望去，感觉阮籍之像真的与以前有了区别，其嘴呈欲笑状。后来把画的原作者宁采叫来，叫他辨认，他摇头道：“这阮籍似乎不是我画的。”
　　冉从长与郭萱一起拜那柳成，后者自然没要那五千钱，而是告辞走人了。
　　这则故事影响了蒲松龄《聊斋志异》里的《画壁》：“江西孟龙潭，与朱孝廉客都中，偶涉一兰若，殿宇禅舍，处分不甚弘敞，惟一老僧挂搭其中。见客入，肃衣出讶，导与随喜。殿中塑志公像。两壁图绘精妙，人物如生。东壁画散花天女，内一垂髫者，拈花微笑，樱唇欲动，眼波将流。朱注目久，不觉神摇意夺，恍然凝想。身忽飘飘，如驾云雾，已到壁上……”
　　按段成式的说法，其友宋存寿处士曾在现场，目击了这一事件：贞元末，开州军将冉从长轻财好事，而州之儒生道者多依之。有画人宁采图为《竹林会》，甚工。坐客郭萱、柳成二秀才，每以气相轧，柳忽眄图谓主人曰：“此画巧于体势，失于意趣。今欲为公设薄技，不施五色，令其精彩殊胜，如何？”冉惊曰：“素不知秀才艺如此！然不假五色，其理安在？”柳笑曰：“我当入被画中治之。”郭抚掌曰：“君欲绐三尺童子乎？”柳因邀其赌，郭请以五千抵负，冉亦为保。柳乃腾身赴图而灭，坐客大骇，图表于壁，众摸索不获，久之，柳忽语曰：“郭子信来？”声若出画中也。食顷，瞥自图上坠下，指阮籍像曰：“工夫只及此。”众视之，觉阮籍图像独异，吻若方笑。宁采睹之，不复认。冉意其得道者，与郭俱谢之。数日，竟他去。宋存寿处士在释时，目击其事。
　　如果说在上面的故事里有人纵身跳入画中，那么下面的故事里则有人牵着马从画中走了出来：建中初，有人牵马访马医，称马患脚，以二十环求治。其马毛色骨相，马医未常见，笑曰：“君马大似韩幹所画者，真马中固无也。”因请马主绕市门一匝，马医随之。忽值韩幹，干亦惊曰：“真是吾设色者。”遂摩挲，马若蹶，因损前足，干心异之。至舍，视其所画马本，脚有一点黑缺，方知是画通灵矣。马医所获钱，用历数主，乃成泥钱。
　　唐德宗建中（公元780年～783年）初年，长安有人牵马寻访马医，以二十枚铜钱求为马治脚病。
　　马医观其马的毛色、骨相，甚为惊奇：“此马实在奇怪，极像韩幹所画，而真马中没有这样的！”
　　于是，他建议马主牵马绕长安东、西两市走一圈，自己跟在后面。
　　马主按照他说的做了，忽逢一人，亦大惊：“此马怎么一如我所绘制？”
　　此人正是唐朝画马高手韩幹。
　　韩幹细观那马，见其前蹄损伤，心中怪异，回家后展卷观看自己所画之马，见其中一匹脚上有一黑缺，以此确定那正是自己所画的马。
　　传说如此，是在说韩幹的马画得太活灵活现了吗？
　　韩幹自幼喜欢绘画，天赋很高，但少时家贫，曾在长安的一家酒馆里打工，闲时便在地上作画，后为诗人、画家王维发现，传授了他一些画技。王维是中国文人画的鼻祖，所绘山水名扬天下。不过，韩幹最喜欢画的是马，后拜高手陈闳为师，功力日进，超而越之，冠绝唐朝，作品有《文皇龙马图》《玄宗试马图》《宁王调马打球图》《圉人调马图》《内厩御马图》《牧马图》《照夜白图》等。
　　故事到这好像就结束了。
　　慢着，还有一点没说清楚：牵着韩幹所画之马去看病的人是谁？据后来所记，他给马医的那二十枚铜钱，过了几天后，就化作泥钱了。由此可见此人非人。按当时流传的说法，因韩幹画马名气太大，以致惊动冥界，有鬼使前来相索：“知君善画良马，愿求一匹。君画而焚之，我即可得到。”
　　这句话除了说明韩幹的马确实画得好外，也道出一点：鬼也需要脚力。既然写到这儿，就不妨顺着说下去。
　　不是所有的鬼都有马骑，大约是因为级别问题，有的只能靠两条腿走路。
　　唐穆宗长庆（公元821年～824年）初年，洛阳利俗坊市民赶车出长夏门，见一人神色疲惫地站在路边拦车，请求把背的布囊寄存在车上。市民就答应了。那人于是返回利俗坊，走前叮嘱市民不可将布囊打开。那人刚进入利俗坊，其中一户人家就传来哭声，似有人新死。与此同时，洛阳市民好奇地打开布囊，见里面有一物，状如牛膀胱，还有一条长数尺的黑绳，不仅样子古怪，而且寒气逼人。市民大惊，迅速地把布囊又系上。
　　这时候，求寄布囊的人回来了，说：“我脚走得疼了，也想搭乘一会儿车，可以吗？”
　　市民不敢不应。那人登车后，看到布囊后不快地说：“为什么言而无信呢？”
　　市民急忙道歉。
　　那人说：“我非人，幽冥给我任务，取五百人性命，我已走遍陕、虢、晋、绛等几州，刚到洛阳。今年人多虫，到现在，我只得到了二十五人，随后还得赶往徐、泗二州。我所说的虫，就是赤疮。因此而死的人，我们是不愿意要的。”
　　市民惊恐中望着那人，后者笑道：“君有寿，不必害怕。”说罢，负囊下车，消失在暮色中。
　　在这里，索命鬼就是徒步的，几个州府转悠下来，最后走累了，不得不搭坐那市民的马车。
　　异维空间
　　唐人独孤叔牙，庭院中有井，打水时，感觉桶非常重，经多人助力，才拖上来，定睛一看，桶里坐着个人，戴着帽子，攀栏大笑，随后又坠入井中。
　　在我们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什么不会发生。进士宋洵在金州石泉县东数里山居，听外面巨石中有人说话：“宋三郎来了？！”驻步听之。巨石上，忽开一门，几个女人从里面出来，笑道：“请三郎进来。”宋洵欲跑，但为她们擒住，拖入石中，门遂闭。仆人穿石求之，终不能得。宋洵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消失在石头里。
　　岩石中住人的例子还有一个。
　　元和十三年（公元818年），长安慈恩寺僧人广升和友人日本来唐僧人金刚三昧到峨眉山旅行。金刚三昧，大名鼎鼎：“国初僧玄奘，住五印取经，西域敬之。成式见倭国僧金刚三昧，言尝至中天，寺中多画玄奘屩及匙筋，以彩云乘之。盖西域所无者，每至斋日辄膜拜焉。”在中唐时，他也曾到天竺取经，并发现玄奘被顶礼膜拜于当地寺院。可以说这是一则很有价值的史料。
　　这一天，游峨眉的除广升、金刚三昧外，还有几位当地陪同的朋友。他们雇了一名采药的山民做向导。上到峨眉南顶时，小径越发狭窄，走着走着，出现意外：背着采药箱的山民坠入一条石缝。情急之下，广升伸手去拉，但还是没拽住。大家凑上前，观望那石缝，发现特别细，“若随笈而开也”。也就是说，像随着山民的坠入而裂开。金刚三昧建议大家把衣服解下来，系在一起，又连接了藤蔓，扔进缝隙，这才把山民拉上来。但他刚出来，缝隙就闭合上了。广升和大伙问怎么回事，山民笑道：“我常年在这里砍柴采药，有道士住在这隙内，经常托我研磨草药。刚才又召唤我，故而入内。”
《酉阳杂俎》记载的“戴察故事”同样蹊跷：临川郡南城县令戴察，初买宅于馆娃坊。暇日，与弟闲坐厅中，忽听妇人聚笑声，或近或远，察颇异之。笑声渐近，忽见妇人数十，散在厅前，倏忽不见，如是累日，察不知所为。厅阶前枯梨树，大合抱，意其不祥，因伐之，根下有石露如块，掘之围阔，势如鏊形，乃火上沃醯，凿深五六尺不透，忽见妇人绕坑抵掌大笑。有顷，共牵察入坑，投于石上，一家惊惧之际，妇人复还，大笑，察亦随出。察才出，又失其弟，家人恸哭，察独不哭，曰：“他亦甚快活，何用哭也。”察至死不肯言其情状。
　　戴察，史上确有其人，《全唐诗》中收入其诗一首《月夜梧桐叶上见寒露》：“萧疏桐叶上，月白露初团。滴沥清光满，荧煌素彩寒。风摇愁玉坠，枝动惜珠干。气冷疑秋晚，声微觉夜阑。凝空流欲遍，润物净宜看。莫厌窥临倦，将晞聚更难。”此故事，是他于江西做县令时发生的。
　　当时，戴察在南城县一个叫馆娃坊的地方买了处宅子。闲暇日，跟弟弟在厅中闲坐，忽听到有女人的笑声，或近或远，戴察颇为奇怪。不一会儿，笑声渐近，有艳丽女子数十个，散落在庭院的石阶上，顾盼流波，戴家兄弟大惊，来到庭院，女子却又不见。
　　弟弟说：“我看定是妖魅。”
　　戴察兄弟在院子里转悠了一圈，最后把目光集中在厅阶前枯去的梨树上。看此树，有合抱粗细。
　　弟弟说：“此树不祥。”
　　戴察叫人将树连根去除，众人挖了一会儿，突然挖不动了，下面露出一块石头。戴察叫人移石而不成。弟弟出了个主意：“可将其击碎，用火烧醋浇。这是盗墓者常用的办法！”
　　戴察按弟弟说的去做，又一阵凿钻，虽深达五六尺，但仍没把该石穿透。
　　这时候，一艳丽女子现身，绕坑鼓掌大笑。随后，拉着戴察跳入深坑，将戴投掷于石头上。众人大惊之际，女子又出现在坑边，依旧大笑不止。随后，戴察亦出现在坑边。众人松了一口气。但是，戴察的弟弟又不见了。
　　而且是永远不见了。
　　家人恸哭，只有戴察不哭，说：“他快活着呢，你们为什么哭？”后来，戴察至死也不肯说出他在坑下经历了什么。
　　在众人看来，戴察被那女子拉入坑中又上来，没多长时间，但考虑到这种奇遇往往“一夕即百年”，所以戴察在坑下经历了那个时空中的数十年光阴也未尝可知。
　　关于地下世界的传说还没完。
　　唐文宗开成（公元836年～840年）末年，长安永兴坊百姓王乙，在家中后园掘井，深度超过普通水井一丈多，但依旧没有水。